大支,在台灣嘻哈音樂圈的份量,如同柴火堆裡燒紅的石頭,沈甸甸的,燙的發紅。能夠走到現在,有很多原因,不只是因為他敢講出真相,不只是他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方式替無法發出聲音的群體發聲,感覺起來,最大的原因是他的音樂,唱出了台灣。

曾經也挫折,大支說父親曾經一個月要拿四千塊給他吃飯,那時的自已也徬徨無措。
大支講話很快,但表情變化不多,還沒讓人習慣的是,大支笑容總是掛著。(圖/陳韻升提供)

第一張專輯《舌粲蓮花》裡的「台灣song」,大支低沈的聲線,用台灣人最熟悉的台語,唱唸著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期待,「生是台灣人,死是台灣鬼。」這一句詞,越過了政治上爭吵紛擾的兩岸矛盾認同,在社會上族群分裂、對立衝突的這個年代裡,透過大支的嘴,台灣兩個字,振聾發聵。

跟大支約訪,他在訊息裡的回應都極為簡短,還沒見到面時,覺得這個人可能都把講話的「扣打」拿去寫歌詞了吧。訪問當天,大支一秒不差,準時地到達。有點驚訝,站在我眼前的人看起來太不像一個饒舌歌手,像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穿著簡單的T恤短褲,踏著運動拖鞋,側背包在雨中走進店裡。沒有意外的身材壯碩,頭髮修剪的短而乾淨,臉上堆著笑,嘴巴操著道地的台南腔,用台語客氣地招呼我們入座。

一開口,迫不及待的分享他即將進行的新計畫,「我想寫一本書,以台灣饒舌歌手的角度切入,用學術性的方式來分析、紀錄,寫饒舌歌手經歷過的,走過的。」嘻哈歌手的界線,大支早就已經打破,但是學術性這個詞從他口中講出,還是嚇了我們一跳。最近幾年,他嘗試用各種方式找各種管道的人合作,希望能打破同溫層,讓更多人能聽到嘻哈音樂。

本名曾冠榕,大支從大學時期開始玩嘻哈,至今十幾個年頭過去。大支這個招牌,代表的已經不只是嘻哈音樂,比較像是一種力道,台灣音樂圈裡還沒有的那股勁道。2011年,大支發了新專輯《人》,離上一張作品,已經過了九年多的時間。《人》是大支讓大眾感覺到不一樣的一個轉捩點,音樂風格依然嘻哈,但翻開歌詞本仔細一讀,寫的滿滿的是社會觀察、人權關懷和動保議題,洋洋灑灑的,那些旁人眼裡嘻哈歌手的衝動,歌詞裡已幾乎不見蹤影。「年少是年少輕狂,每個時期會經歷不一樣的事嘛,那些經驗會改變你的個性,改變你的人生觀。」大支說,改變的起點,是一隻貓。

一隻貓,一個硬派的饒舌教父,嶄新的嘻哈高度。
一隻貓,一個硬派的饒舌教父,嶄新的嘻哈高度。(圖/陳韻升提供)

2009年,硬派的饒舌歌手,遇到了一隻貓。貓的溫柔,讓一路撐著台灣嘻哈音樂的這個鐵漢,心裡的那份堅硬,軟化了,如同從冷凍櫃裡的食材,放入了熱鍋,吱吱作響了一陣,凍住的部位融化了,柔軟了,「人常常在那邊怨東怨西,跟其他的動物比還有什麼好怨的。」他開始致力於動保活動,吃素,他說自己甚至認真的研讀淨空法師的佛教經典,近幾年已經不太生氣。但從每一首他唱出的歌,聽到饒舌歌手依然饒舌,情緒軟了,態度還硬著。

從動保的關注開始,大支說他深入研究了各種的議題。他說,社會齒輪轉動的過程,所有個體都被扣在了一起,就著片面單一的理解,要解決問題感覺有一定的難度。如同他以死刑為主題的那首《扣扳機》,拉出了廢死以及反廢死兩邊的立場,試著在議題中找到平衡點,「這是錯綜復雜的結構性問題,我沒有偏好,這一首歌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用試著了解跟自己不一樣的聲音,唯有這樣才比較有可能在社會裡達成共識。」而他自己,對於死刑,他說他也還在思考屬於自己的答案,「因為我是佛教徒,所以這個議題,我覺得沒有辦法一時半刻講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因為我爸是警察,所以他講的我也有參考。」

「每一次寫歌,都是一次重新的思考。」然後才會出手,用更強烈的方式回擊。
大支說自己態度近年來很開放,自己的立場當然沒有忘記,但對於其他不一樣的聲音,他開始願意理解。(圖/陳韻升提供。)

風格轉變,本來不聽嘻哈的群眾,也注意到了他,常有人說,因為大支認識了台灣,「其實有時候自己也不知道有這樣的影響。」彷彿想到了什麼,本來講話速度就快的他,語氣變得更急促了,「之前到國外表演時,遇到一些僑胞跟我說,他的爸爸媽媽沒有教他什麼是台灣人,是我的歌教他們什麼是台灣人。」大支說,這些話對他而言,重量很沉,壓力很大。

外顯出來的感覺變了,人往往也就變了。但是大支說,他其實沒怎麼變,對於社會還是有很多的不滿,對權力貪婪的嘴臉還是不屑,「台灣人的民族性,愛錢怕死。但是誰不愛錢,誰不怕死。我認為遇到某一些事情,還是應該要表現出一點的衝動。」現在寫歌,希望能因為自己的影響力,把很多社會上還沒被注意到的陰暗面,攤在大眾面前。

 

台灣有嘻哈/專訪大支(下):要活下去,得找到出路

台灣有嘻哈/專訪BR(上):我有freestyle,但我沒那麼free。

台灣有嘻哈/專訪BR(下):我很喜歡這個文化的東西,喜歡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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