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文化的出現,大支認為,就是人們開始對社會的不公義憤怒了。起源於1970年代,嘻哈文化一開始大多是在紐約的黑人間流行,「美國嘻哈的經典,像是Public Enemy,他們的歌就是在寫黑人在底層的社會,遭受到的不公的對待、種族歧視的那些怒火、反抗。」

「嘻哈音樂有今天,走了很久,走到這一步,其實很不容易。」大支說得很慢。
嘻哈的路走得很辛苦,身為過來人,大支一路走來,都十分慷慨、盡力提供機會給願意努力的人。(圖/陳韻升提供)

台灣的嘻哈音樂,早期的時候,都在地下活動。「一開始真的只是好玩。」回憶起來,大支也說台灣嘻哈的環境真的太差了。大眾對玩嘻哈的人們外型有著刻板印象,是玩世不恭、牛頭馬面的那樣凶神惡煞,衣著五顏六色、鬆垮疲軟,看起來刻意地想要與外邊世界劃清界線,不若一般人的那樣「正常」,嘻哈音樂在早期台灣三從四德還蔚為時尚的那個年代,進不了主流音樂市場,他們走不進來,沒門。

這樣子的環境下,大支一人獨行,不可避免地長時間與挫折相伴,「最大的挫折就是沒有發唱片將近九年,我爸那個時候一個月給我四千,一個禮拜一千塊給我吃飯。」講的一臉酸苦,啃老這件事,不論對誰,感覺都不好受,「我爸跟我說,要知道,這就是艱苦的時候。」怎麼撐過那一段時間?大支笑笑的說:「挫折的時候就運動啊,時不我予的時候就是多充實自己,這樣要打仗的時候才有子彈可以打。」說完笑容立刻褪去,陰暗情緒的那一面,說不出來。

嘻哈音樂越是被拒絕,饒舌歌手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規則,就越是不屑,越是批評謾罵。權力者弄權的邪惡、各種壓迫下的不義以及歧視裡的惡意,大支比喻自己像記者一般,用歌詞記錄了下來,「每一次寫歌,都是一次重新的思考。」然後才會出手,用更強烈的方式回擊。

台灣的嘻哈音樂的歷史不長,大支與他的好兄弟熱狗,算是走在最前面的,甚至這十年裡冒出、掀開饒舌音樂新面貌的蛋堡、葛仲珊,嘻哈音樂很努力的要走出來,在各種形式、條件上,不斷的嘗試。「我要說給台灣的年輕人聽,你要知道嘻哈的背景,嘻哈音樂的歷史,還有嘻哈音樂的精神。」

今年夏天,中國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成為了華人音樂圈最火燙的話題,嘻哈音樂獲得前所未有的,極高的關注。很諷刺,對於社會權威的不滿而大聲控訴、在街頭中誕生的音樂,因爲資本主義的推銷,透過極權世界的平台,終於走進了主流社會,大支說:「《中國有嘻哈》,只能用押韻技巧去評斷勝負,歌裡都是在講兄弟、義氣,思想被牽制。他們少了對威權、對政府的批判,對人文社會、對土地的關懷,這是可惜,也是無奈。」自己走過九年的沈潛,大支的話裡,是被主流拒之門外的無奈。

《台灣有嘻哈》是大支全新的創作,在歌曲裡,有諷刺,有吹捧,還有對環境還是依然不友善的急躁。
《台灣有嘻哈》是大支全新的創作,在歌曲裡,有諷刺,有吹捧,還有對環境還是依然不友善的急躁。(圖/翻攝自YouYube)

因為節目的勢頭,嘻哈音樂受到從未有過的關注,被熱烈討論,但同時,對饒舌歌手的批評也開始出現,罵他們妥協了,不屑他們低頭了,在龐大的資本、權力面前,嘻哈不嘻哈了。「但是那就是一個舞台啦,所以我不會覺得去參加就怎麼樣了。」大支淡淡的說了這一句,不是妥協了,只是要活下去,得找到出路,「不然不用說十年啦,可能十個月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撐過去。」

「中國我現在沒辦法去。」大支定定的看著桌上的水,很平靜,「我現在想要走向國際。」他笑說,他在台灣的嘻哈歌手裡是異類,他自己還是沒有辦法接受現在中國的極權,所以他想走去更寬廣的地方。「但是中國,我會想去的,我想要在有一天,時機成熟的時候,到那邊去,跟他們談論自由、民主。」今年靠著新專輯《硬》入圍了金曲歌王,但是大支,真的柔軟了。

「嘻哈音樂有今天,走了很久,走到這一步,其實很不容易。」這句話,是今天的訪談裡面,大支講得最慢的一句。

台灣有嘻哈/專訪大支(上):遇到某一些事情,應該表現出一點的衝動。

台灣有嘻哈/專訪BR(上):我有freestyle,但我沒那麼free。

台灣有嘻哈/專訪BR(下):我很喜歡這個文化的東西,喜歡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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