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於本月23日招開第九次課審會會議,經委員表決後,改以折衷的35%~45%作結,確定調降比例。本次課綱修改課審會曾透過網路開放外界票選選文,卻於後續傳出國文老師普遍不知票選一事,進而引發教育界反彈。而本次議題多半只見學界交鋒,卻往往忽略教學現場的聲音,而我們期望回歸教師角度再反觀現行體制,究竟是何者限制了教育彈性?以及相較於都會區明星高中,非都會區又會遇上什麼瓶頸?

對此,我們特別至花蓮訪問了花蓮高中的徐素珍老師,依執教多年的經驗,如何看待這次的幾項議題,以及非都會區高中又有什麼待解的難題。

 

該刪的還是要刪

先前曾有學生代表批評選讀唐宋八大家文章是造神,文章傳遞的思想並非現在所需,更有封建、古板等思維。對於當今最夯的「封建說」,徐素珍解釋,唐宋文中有些論說文是因時代需要而寫,或單純為作者的官場需求背書,的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文言文該刪的還是要刪,〈師說〉其實在當代的重要性不大,社會上可以被叫做老師的人太多了,各行各業都可以是老師。『術業有專攻,聞道有先後。』要保留的只是這句話。」

本次議題希望藉由調降文言文比例,進而選讀具有台灣意識、本土化的作品。被問到如何看待文言文與本土化,徐素珍表明,賴和、楊逵等人的小說也有文言文成分,早年台灣作家不少人都受過扎實的漢文教育。收錄於《裨海紀遊》的台灣竹枝詞讀來非常生活化,也是文言文,文言文和所謂的本土化並無衝突。

至於課審會透過網路票選選讀篇目,〈番社過年歌〉、〈大甲婦〉兩篇皆引發歧視爭議,徐素珍認為歧視的背後都有更深層的原因,不需要急著迴避,而是值得帶學生一起思考,或透過化解歧視達成諒解:「我們生長的背景的確都稱『番仔』,之後社會逐漸改變,知道番仔這種說法充滿歧視,才改稱原住民。但這是歷史,如果真有坦拓的心胸,應該正視這個歷史事實。」社會若尊重原住民的歷史,不免要提到尷尬的番字,《紀水沙連》中都曾出現番字,早年就曾因為爭議多避開,如今族群議題再度引發討論,不妨藉著這次機會將此納為反省的材料。

 

思想內涵好壞並存

對於《文學台灣》雜誌社之前發起聲明連署,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連署作家郭漢辰表示,課程文言文比例過高,無法引起學生興趣,連署書中則寫到「阻礙國民心靈發展。」引連署人往往提出學生角度當作論述基點,但在教學現場,學生究竟是否真對文言文產生排斥?思想的利弊又何在?

徐素珍觀察,高中生並未對儒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但主要仍在於老師如何教導、又教哪些篇章,「孔子說『無友不如己者』,但孔子也說『友直,友量,友多聞』,『忠告而善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朋友若不肯接受建言就別再說,不要自取其辱。經典的意義在於超越時代,被時代所歷練而成為共同感覺。」

「儒家的對象是兩種人,一種是士,知識份子,要求你要思考。對於需要被教育的人,如文盲,才要你服從。服從的思想逐漸在淘汰,但儒家對知識份子的教養仍有意義在。」在教學現場,並無將「為女子小人難養也」等爭議條目納為教材。徐素珍另外提及,《禮記.禮運》中的「男友分,女有歸」曾在國際引起討論,小康中的「以禮義以為紀」現在看來仍合乎現代社會,反而大同社會看起來像在作夢,「很多東西經不起時代考驗,做裁量沒有問題。儒家既是幸運也是不幸,因為它是教材,容易被針對。」

很多東西經不起時代考驗,做裁量沒有問題。儒家既是幸運也是不幸,因為它是教材,容易被針對。(圖/shutterstock,2017.10.02)
很多東西經不起時代考驗,做裁量沒有問題。儒家既是幸運也是不幸,因為是教材,容易被針對。(圖/shutterstock,2017.10.02)

教育問題不在文言文

對於先前課審會學生代表曾在受訪時提到,想起過往學習文言文的情境,許多人停留在背誦、記憶,不知意義為何。若碰到趕進度時,甚至犧牲白話文,將重心全部放在文言文。對於背誦、默寫、解題似乎變成學生對高中國文課的共同記憶、一同經歷的模態,而現今高中現場老師如何教導學生、教學和考試之間又存在怎樣的衝突?

徐素珍表明國文教學一直在修正、調整,「我們很少人用背誦、默寫、解題來教學生,早就不考翻譯了,會造成這種問題是考試制度。」考試作為整個學習歷程的能力證明,必須將考試的爭議降到最低,學生更無法不計較分數,因此有了現在選擇題、背誦的考試模式,一翻兩瞪眼,對錯簡單明瞭自然降低爭議性,即便測驗題清楚好批閱,但容易僵化,這便是現在考試的一大問題。

要考出成績背誦最容易,但情意聯想、對生命的看法,較為人性的層面只能以作文或其他方式呈現,「我們現在在做分組教學,口語表達、實作,帶學生做文創事業訪問,我們很努力從現有的考試面求突破,但這些努力光靠制式化的考試都無法顯示,因為大家都要求標準,當初大學聯考廢除作文也在於評分不夠標準,很難客觀。」

先前台灣曾有意仿效法國推動哲學思辯教育,但碰上了標準化的考試,又會產生給分爭議。要用一次考試來審定所有人,勢必被要求一種標準,考試被要求絕對公平、給分公正,「非都會區還好,但北北基差一分差一間學校,大家都爭破頭,才會衍伸出教學困境。很多人反對紙筆測驗,我們不認為紙筆測驗是唯一,但是考試機制給予的空間太少。學生說討厭背誦,但也最喜歡背誦,因為容易拿分。」第一線的老師坦言,僵化模式已經出現,大家應該共同承擔,而非只是怪罪某一科或文白比例,就算全部改成白話文,考試制度若不改,問題還是存在。

面對當今考試造成的問題大家應該共同承擔,而非只是怪罪某一科或文白比例。(圖/shutterstock,2017.10.02)
面對當今考試造成的問題大家應該共同承擔,而非只是怪罪某一科或文白比例。(圖/shutterstock,2017.10.02)

「翻轉教學」能否逆轉偏鄉困境?

除了文白比例的議題外,身為非都會區的老師,在教授國文科上,是否又會遇到特殊的地域性問題?徐素珍表示,即便現在交通比過去方便,但城鄉差距問題仍在。說到城鄉差距,近年最夯的「翻轉教學」倒是突破地區限制,從都會區明星高中吹向了東部,即便外界曾將翻轉教學視為突破城鄉差距的寄望,但翻轉教學要在偏鄉推廣,仍屬不易。

「當年翻轉教學從中山女高開始,中山女高班級能力非常平均,入學分數平均差距不到五分。花蓮的公校則否,我們的pr值是99~35,班上各種學生都有。」非都會區高中也做翻轉教學,但因學生能力落差大,進度非常緩慢,「後段學生不知道前段學生在答什麼,前段學生又覺得浪費時間,為什麼要等你慢慢磨出答案。」要調和班級差距往往花上很多時間,導致進度拖延,但回到「實際」層面,家長想看的成效仍是成績。

都會區學生差距小,家庭有能力提供較多的補充,文化刺激藝文活動都相對多元,家境不錯還可以送去補習班,但在非都會區都變得稀少珍貴,「很多花蓮鄉下的小孩,對他們而言讀書就是把課本讀好,沒有其他。我們有同學到了高中才知道CD player這個詞彙。你說可以去圖書館借書,但這不在他的家庭生活經驗裡,沒有習慣也沒有觀念,只能靠學校老師,花蓮非常多這種學生。」

對於每次的課綱變動,第一線老師笑說,大家都在「不變應萬變」,不變的是持續教導學生核心能力。但國文、歷史等科近年變動最大,每次的修正都讓教師更加辛苦,然而文白其實並非當務之急,城鄉差距、考試僵化才是迫切的問題。「高中課程還是塞太滿,每科只分到一點,卻又希望學生非常有能力。」都會區可以依賴補習,但語文教學不是補習教育可取代的,重要的是教學現場人與人的情感互動,讓他的人生有所體悟和感觸,而非單純用量化看學習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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