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時代雜誌》於今年一月將一群「打破沉默者」選為2017年度風雲人物,「打破沉默者」包含去年底揭露好萊塢製片哈維溫斯坦濫用權力的演藝界女性,也促使西方社會發起「#我也是」(#Me too)標籤運動,揭露各行各業普遍存在的職場「潛規則」與性侵害事件,國外如此,而台灣呢?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今年三月時,演員席耶納米勒才於聯合國紐約峰會上為這場改變娛樂產業的浪潮歡呼,「聯合國婦女權能署」執行長Phumzile Mlambo-Ngcuka也樂觀表示,#Me too是一個公眾女性替沈默女性發聲的機會。

反觀台灣現況,是否真如國際上這般樂觀,已捲起了改變浪潮?

現代婦女基金會多年來致力推動婦女權益與性暴力防治,談到受害者是否能感受到社會風氣的鼓舞,性暴力防治組督導張妙如表示,就受理案件觀察,受害者仍是沈默的一群。「社會整體對於談性不太容易,如果講太多是否被解讀為淫蕩或性暗示?女性不被鼓勵訴說,遇到事情時也不好講出口。」

沈默是種雙面困境,在於事後難以發聲,事前即便表露意願也可能遭到加害者漠視,「非常多被害者告訴我們當時的狀況是他(加害者)沒有問我的意思,便直接認定是一種默許。」

受害者難以啟齒,事後循法律途徑,最常聽見的卻是加害者的表述:「他沒有說不,他是願意的。」

張妙如曾經手一起職場性侵案,應酬後上司送喝醉的職員返家,被害人卻於酒醉時遭上司壓制性侵,「後來加害者表示,『是因為你太好了,我才會情不自禁。』都將責任推卸給受害者。」如同情色文學常有的誘惑者理論,加害者把持不住是因為受害者深具誘惑、引人犯罪,說詞背後都是出於卸責。

而另一種常見狀況則是情境下的犯罪,出於加害者對當事人的不尊重,或情境判斷錯誤,「加害者甚至大聲說夜店就是這種文化,來這裡就是要找一夜情,或等同要做哪些事。你會質疑這是否合理,但加害者就是可以這麼大聲的說出這些謬論。」

張妙如表示,經手個案中,最多的狀況仍是加害者自行解讀被害者意思,而被害者不管有沒有表達其意願都是處於無聲狀態,即便說了,意願也不會被聽見。

「我們因此要推同意權Only Yes Means Yes,要確定邀約對象是否真的要跟你發生性行為,當事人不能不聽,或單純認為沒有說不要就是要。我們也鼓勵被害者,要能明確表達是否真要發生性行為。」鼓勵雙方主動表達,也為行為負責。

去年底美國演藝界發起#me too運動,鼓勵女性出面揭露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性騷擾與性侵事件。但相較於歐美,台灣受害者的聲音仍然微弱。(圖/pixabay)
去年底美國演藝界發起#me too運動,鼓勵女性出面揭露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性騷擾與性侵事件。但相較於歐美,台灣受害者的聲音仍然微弱。(圖/pixabay)

而性自主受侵犯究竟對受害者造成多嚴重的影響?女性主義者安德莉雅‧德沃金(Andrea Dworkin)曾表示,人的自主性與尊嚴奠基於對身體的掌控,身理決定權尤其重要。

性侵害除了肉體創傷,同時也是對尊嚴的踐踏與破壞,後續效應足以摧毀一個人的餘生,因此於1993年,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便是第一個將強暴定義為「酷刑」的國際法庭,代表其對個體造成的傷害甚巨。

談起經手過的受害者案例,張妙如表示,受害者不論男女第一時間皆可能會出現「急性創傷反應」,擔心是否感染性病或懷孕,緊接著可能產生自責與內疚,對加害者與自己生氣,甚至影響睡眠。

「受害者其實會責怪自己遇到這種事,認為是不是沒有保護好自己,這難免,但如果周圍的人又一同責怪,那事情就會更嚴重。」

社工會用一個月觀察受害者症狀,若之後無好轉跡象,則需進入諮商和醫學療程,醫學上則將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分為兩種,一種是創傷事件會時常浮現於被害人腦袋,受害者聽到聲音、聞到味道就與案發現場做連結,進而想起受害情境。

為了釐清創傷事件如何於後續影響當事人的心智與大腦變化,1994年,哈佛大學醫學院為此研發出一套腳本觸發影像法,研究員訪問每個測試者,以腳本重現創傷的每一刻,並刻意描繪創傷發生當下的零星片段,詳細紀錄當時的氣味、聲音、影像,並讓測試者進入儀器中測試。

測試者腦部影像圖顯示,負責於危險時發出警報並啟動身體壓力反應的杏仁核異常活躍。研究顯示,受創傷者一旦於事後接觸和自身經驗有關的影像、聲音或想法,即便事隔多年杏仁核都會發出警報,並釋放賀爾蒙壓力和神經脈衝,促使血壓上升、心跳加速。

現代婦女基金會曾受理過類似案例,受害女性曾遭受性猥褻,事後與男友發生肢體接觸便會觸發腦內保護機制進而萌生閃躲念頭,造成情侶間的誤會。張妙如表示,當受害者腦袋閃入創傷事件的相關聯繫時等於是重複歷經創傷,代表又重複一次性侵遭遇。

另一種創傷壓力症候群則是迴避型反應,譬如遺忘、解離。19世紀心理學家皮埃爾‧賈內(Pierre Janet)發明解離症一詞,受害者無法將創傷記憶整合進整體記憶內,以至於受害者的人格停滯於事發當下。(Pierre Janet,1907)

張妙如回憶,協會曾受理過嚴重解離個案,受害者解離為A與B。

A在思考上較為理性,能對事情做出理性分析、沒有特殊的情緒起伏;B則是受害者、非常需要被呵護,只要遇到跟創傷有關的資訊B就會出現,「譬如我正在跟妳談話,但提到幾個關鍵字,我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創傷發生的感覺、情緒變成一個獨立斷片,無法整合進受害者的連貫式記憶中。

張妙如表示,事發當下可密集進行三個月諮商,立即處理創傷反應。如果是單一案件,過去沒有受過其他傷害,約半年的時間可以漸漸緩和。但若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合併憂鬱症等其他症狀,治療年限就可能拉長,衛福部目前設有嶄新復原中心,可以提供更長期的服務。

性侵害遭遇對於當事人可能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其可能出現解離症狀,無法將創傷記憶整合進整體記憶內,以至於受害者的人格停滯於事發當下被傷痛所箝制。(圖/pixabay)
性侵害遭遇對於當事人可能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其可能出現解離症狀,無法將創傷記憶整合進整體記憶內,以至於受害者的人格停滯於事發當下被傷痛所箝制。(圖/pixabay)

性侵害是暴力傷害、對性自主的剝奪,經手為數眾多的性暴力個案張妙如提到,服務的對象中高達八成加害者是身邊熟人,因此受害者對人的信任感也會跟著瓦解,然而要鼓勵受害者求助跟出面揭露,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個信任且友善的環境幫助他們傾訴。

現代婦女基金會為此創辦受害者匿名揭露平台,可以使用代號或匿名於平台上訴說自已的遭遇,再者,也可透過不具名方式和社工進行線上諮詢,讓受害者不必擔心外界眼光。張妙如表示,曾有個案打來第一時間卻無法將事情講明,在於事發當下受害者曾向朋友求助,得到的反應卻是質疑受害者當天是否穿得太暴露。

「朋友責備他就退縮了,又因為焦慮失眠太久而去就醫,但沒跟醫生講明,只怕醫生也講一樣的話。他打電話來時也很害怕,怕社工又會指責他。」

受害者最需要的助力仍是外界信任,信任是一切基礎,讓受害者在求助醫院、法律時更有力量,「我們也提倡信任圈觀念,從周圍支持的人開始逐一把信任圈擴大。過去有被害者寫文章表露自己的遭遇,之後他在每年生日那天,每年都多跟一兩個人講自己的遭遇,進而做自我整理。」

社工督導張妙如表示,受害者最需要的助力是外界信任,信任是一切的基礎,讓受害者在求助醫院、法律時更有力量。(圖/pixabay)
社工督導張妙如表示,受害者最需要的助力是外界信任,信任是一切的基礎,讓受害者在求助醫院、法律時更有力量。(圖/pixabay)

莎士比亞在劇作《馬克白》中提到,傷痛若說不出口便會向著內心低語,最後使之碎裂。用現代語彙理解,便是不要往心裡去,沈默會加深受害者的孤立心理,若能夠開口說出自己的處境,藉由訴說增加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便是擺脫傷痛的第一步。

面對潛在的創傷壓力族群,越戰退役的美國軍人為此成立退伍軍人協會,自殺者遺族則有死亡教育諮商協會,兩者皆採用團體治療模式,鼓勵彼此分享經驗、說出需求。如果說創傷是獨立於生命之外的斷片,那溝通、接觸的目的,便是將這些斷片整合進生命,進而找到與社會、團體生活的正向連結。

現代婦女基金會曾在一百年設立「賦權登山計畫」,邀請遭受過家暴、性侵害、性騷擾的被害者參與登山活動,「登山之前每個禮拜六都有訓練課程,維持兩個月,最後的測驗是跑二十圈操場。我們甚至會陪個案跑操場、練體力。」待訓練有成後再爬山攻頂,過程中邀請了十多位個案參與拍攝紀錄片,「我們看到個案可以透過此活動找回對人的信任。」

性侵害目前除了個別諮商外,也擁有團體家族治療,「願意談對被害者的復原也是好事,性侵害事件在家族中很多時候也被視為不可談論的祕密,但當它不是秘密的時候才是復原起始。」現代婦女基金會為受害者家屬舉辦座談會,起源於家屬容易於現行社會結構下產生迷思,或是於照顧被害者過程中感到疲憊,因此基金會提供管道,讓家屬學習知識的同時也能分勞解憂

「很多家人跟受害者於事發後會覺得自己很倒霉,但他可以比較別人跟自己的狀態,也許可以看到更好的狀態進而給自己一些建議,而不是停留在自己很衰這個層面。」

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督導張妙如。(圖/記者許維寧攝)
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督導張妙如。(圖/記者許維寧攝)

即便社會安全網試圖接住所有受害者,但根據衛福部統計,性侵害的通報案近年約在一萬三千件上下,未通報黑數仍不得而知。東西方社會普遍仍將性侵害視為不名譽事件,以至於受害者多半默默隱忍,直至去年底,美國製片哈維溫斯坦遭踢爆在影視圈施行「潛規則」,並對不願就範的女演員施以報復手段,才促使西方社會發起「#我也是」(#Me too)標籤運動,創造出鼓勵受害者出面揭露的社會氛圍。

#Me too浪潮一並吹到亞洲,但相較於歐美,亞洲被害者的聲音仍顯微弱,「到現在台灣有多少人願意公開講,即便是性騷擾都很少。之前知名主持人講到自己被騷擾的經過換來的都是批評。過去,曾有香港選美小姐出來表態也被質疑別有居心。」

張妙如坦言,即便國外已有風氣,但要鼓勵受害者出面仍然非常不容易,在於外界仍質疑案件背後是否都有權謀跟策略,「社會其實不太愛聽別人的傷痛,要讓被害人講真的不容易,我們還是希望從教育著手,除了自幼教導學生協商跟同意權,也要讓社會能夠接納受害者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