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大學那年,我發現我的人生被偷走了。」

林昶佐從小由阿嬤帶大,那個年代長輩說台語,直到政府頒布方言禁令,長輩卻成了文盲,「阿嬤聽不懂華語,直到上小學我都在台語的環境裡長大。國小的時候就不能說台語,講了要罰錢。」

過去說方言要被掛牌子,問他有沒有被掛過,他說只被寫過黑板,「黑板寫『林昶佐講方言』。一天零用錢就給學校了,大概到國小四、五年級後才沒有再被罰錢。」

之後政策漸漸解禁,但方言仍被貼上不入流、沒水準的標籤,現在人還是會開玩笑,說罵人要用台語「氣口」才對味,各族群的語言沒有得到公平待遇,「高中畢業,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再跟阿嬤好好講話,她聽不懂華語,我被教育了這麼多年也不會講台語,明明小時候我跟她最親……。」

政府就像霍布斯邦的巨靈,一隻無形的手操作了語言也介入了親情,「沒辦法跟最親近的人用最親的語言說話,我開始想認同這件事,重新想自己是誰,人不外乎就是自己的定位和家庭、親友,再來是集體認同,到底屬於誰。」

外界稱現在年輕人是「天然獨」,林昶佐則是夾在台灣民主運動跟天然獨中間的世代,在身分認同中摸索的一輩。發現自己的人生被偷走,第一件事就是把台語學回來,學校沒有母語課程,當年能學的管道只有地下電台。

那時候阿嬤老了、罹患阿茲罕默症,林昶佐說自己那時有種預感,也許阿嬤的陽壽僅剩兩三年,「她在一個連我是誰都沒辦法再想起的狀況下,我沒辦法告訴她我多愛她,我只是不希望就這樣跟她分開。」

那時候學台語不為民主或獨立運動,他只是希望把台語學好,在長輩的晚年,用最親近的語言再次跟阿嬤好好說話,回到小時候無話不談的祖孫情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