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壓力大的情況下你常常會做惡夢。」問張耀升惡夢的內容,他說是考卷發下來不會寫。惡夢背後隱藏著一場青春期往事,在往事成為惡夢之前,則是很多年輕人都經歷過的現實,「我讀的是台中的私立學校競爭壓力大感觸更深,如果你很平庸根本沒人注意到你。」

張耀升身兼電影《藍色項圈》原作與編劇,片中學生拚死擠進升學窄門,只要半夜時分在420房間上吊就能看到考試卷上的答案,第一名的學生脖子上總有一道青色勒痕,是跟死去學長立下的契約印記。

張耀升回憶,當年學校名次從第一名排到第五百名,他排在第三百多名,成績不出色,但也沒有那種爛到底的無賴病,於是就像個隱形人在班上爹不疼娘不愛,「有些人再怎麼努力就是在四百跟五百間徘徊,因為有一群奇怪的天才擋在前面,爬不上去只會不斷否定自己。」他說,那時候的自己有點看不到未來。

張耀升的小說主角通常沒有名字,「我覺得他不需要名字,他是所有人的集合體。」但電影主角沒名字很突兀,他將主角命名為「葉群」,群是群體,年輕的生命則像綠葉,各個不一樣卻又相似。片中的「小強」則是打不死的象徵,他生存下去的方式是將自己扭曲,這是年輕生命自我摸索、找尋定位的一面。

張耀升說,這麼多年過去,還是有人看了小說後會告訴他內容寫得是自己的心境,代表台灣教育都沒變,這是比鬼更可怕的地方。(圖/記者林柏年攝)
▲張耀升說,這麼多年過去,還是有人看了小說後會告訴他內容寫得是自己的心境,代表台灣教育都沒變,這是比鬼更可怕的地方。(圖/記者林柏年攝)

每年為升學壓力而死的學生所在多有,活得很痛苦最多就是一死了之,但張耀升反問,「如果人生沒有死亡這個選項呢?你會活過來,然後以更痛苦的方式活著。」片中上吊後的學生性格驟變,張耀升認為,最恐怖的不是肉身死去,是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靈魂。

「我們想用集中管理的方式教育小孩,但人有各種可能。我其實對教育有很多不滿,但真的知道怎麼做我就去當教育部部長了。」升學是台灣高中生的必經之路,人生總有六年被考試填滿、六年生活千篇一律,像是推著石頭上山薛西佛斯、日復一日從事相同的勞動,發現人生至為荒謬,大概就是起源於青春。

「我當年就是學校裡中後段的同學⋯⋯。」那個年代考試即人生,學校裡過得不如意人生像輸了一半,但慘綠少年愛上文學,他變成一個旁觀者,得以於那個荒謬年代從旁嬉戲。

張耀升形容文字是種魔法,回溯編劇人生的源頭,當年他也是熱愛「魔法」的少年。國中那年他參加學校查字典比賽,獎品是一本日記本,他因此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但寫日記的下場就是被室友偷看,「我那時想整他就開始在日記上寫一些假話,我寫我很困擾,因為室友有狐臭,大家都很賭爛只是不肯說。」

他形容,室友看了後像是中了文字的魔咒,跑到福利社買了一堆體香劑往腋下抹,「之後他不太敢把手舉起來,連投籃都很憋,我發現文字的魔法可以改變一個人。」

大概是擦了太多的體香劑,室友的腋下開始紅腫,發現玩笑開過頭,於是他回到日記本裡寫下,「我發現不是室友的狐臭,是寢室裡有一隻死老鼠。」之後室友的體香劑一夕之間全不見了。

張耀升形容,文字與語言能變出更高端的魔術,文字影響人的心情跟生命,好與壞只在行距之間。

張耀升表示,其實寫小說的初衷其實是想拍片,「我很早就想拍片了, 寫小說就是在紙上拍片的過程,所以我的影像感會比較強烈一些。」(圖/記者林柏年攝)
▲張耀升表示,寫小說的初衷其實是想拍片,「我很早就想拍片了, 寫小說就是在紙上拍片,所以我的影像感會比較強烈一些。」(圖/記者林柏年攝)

張耀升帶著魔法,從國中開始向外發散,但男生喜歡文學難免遭人非議,「我在家人眼裡就是從小到大都在閒晃、沒什麼成就,他們只覺得我不成材,直到那年我得了大獎他們才說『還好我一直支持你啊。』」這是一條神奇但崎嶇的旅途,旁人看戲吶喊得多,路途上只有他一人獨行。

「家人對我的期待一開始應該也是賺錢。」張耀升說,台灣有個很可悲的現象,只要賺很多錢不管做什麼行業都可以獲得社會原諒,哪怕做的是人口買賣,「這是很奇妙的價值觀,但跟升學主義只看分數也有關,我們想像分數高的人之後一定可以賺很多錢,分數是換錢的標準。」社會不能包容非功利的心態,賠錢做事、做沒賺頭的事近乎傻子。

「之前得文學獎我只是想分享肯定,但得到的回應都是獎金多少、扣稅後剩多少。開始寫劇本就問我編劇費多少,等這片大賣又問我分到多少錢。沒有什麼人第一句話是談錢以外的事,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怎麼看你。 」

傳統家庭對男生的期待是當完兵後不可再和家裡拿錢,在台灣想靠文字賺錢過得辛苦,曾經一年只有一筆文學獎獎金,他說獎金只有一萬五,不打工實在不行,有十年時間捉襟見肘。

張耀升打過各種工、當過店員,經濟較好的時候是進入公家單位當約聘雇,但他說一天上班八、九小時覺得自己像在演戲,「我那時候知道,如果我再做一年大概什麼都寫不出來。 人就變了,人生會變成寫公文跟經營辦公室團購。」鐵飯碗說辭就辭,保存創作靈光必須抵抗百無聊賴的摧殘,又需要經濟來源支撐生活,他像在打一場拉鋸戰,久了只有身心俱疲。

張耀升曾經自我懷疑、甚至放棄過寫作,但他說自己內在有種想創造、改變事物的驅力,那時他關在家中種綠豆苗,想著如何把綠豆苗種得超乎外界想像,頗有創造魔豆之意,「譬如把它變得很粗大跟各種形狀,代表創作這件事不會不見,不靠書寫,還是會把一些事情做得不一樣。」

「如果創作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你也只能接受。」

後來他轉念,接受自我修煉才是創作的本來面目,「這十年我有很多想放棄的時候,覺得自己大概只能這樣了,創作這件事很恐怖的在於創作者身上都有才華, 才華不是條件是最低門檻。」

有優良條件的人相互競爭,創作圈似乎比升學恐怖很多?張耀升說,他曾經覺得自己一度回到了小時候的迴圈裡,只是現在他比別人強,「人生換到了哪裡都存在競爭壓力,只是在創作圈裡你不必當上前三名。 」

張耀升說,他沒辦法原諒欺壓學生的大人,「女老師放不下身份跟經濟,但我是不會原諒這種人,是把自己的痛苦化成五十個人的痛苦。」(圖/威視電影提供)
▲張耀升說,他沒辦法原諒欺壓學生的大人,「女老師放不下身分跟經濟,我是不會原諒這種人的,這是把自己的痛苦化成五十個人的痛苦。」(圖/威視電影提供)

《藍色項圈》中,主角們聚在寢室裡討論未來人生,有人想當搖滾歌手、有人想讀哈佛,問張耀升最初的夢想是什麼?他笑說人生最初只想當富豪總裁、酒池肉林。後來人生果真沒當上總裁,還花了十年苦盡甘來,現在他寫劇本、小說又身兼導演,生活過得去,他說身邊的人改不了一種習慣,還是喜歡調侃他很窮,家裡還是問他年收入多少,繳稅時先看扣繳憑單。

張耀升說,現在帶領年輕一輩的編劇會試著對他們好一些,希望讓年輕人看到這個行業也能賺到錢,而非只憑藉熱情、賣肝賣腎,「每個行業還是要有一個榮景讓外界看到,否則幹嘛來做,我希望讓新人覺得當編劇也能過比較好的生活。」

但對創作者而言,將劇本創作完全歸類商業行為不免有些庸俗,回到創作初衷,能將作品寫得淋漓盡致,不用金錢犒賞也能療癒自身,「有些東西是你寫出來後真的可以高興很久,即便過程很痛苦,但寫得越好就能夠抵銷那份痛苦。」

張耀升說,現在到了這把年紀,閒來沒事還是會上網搜尋以前班上第一名的同學現在在幹嘛,發現當年老師的心肝寶貝們成就平平,「我這不是歧視喔,是本來以為他會去美國太空總署。」他說,也許是還沒抵銷當年升學壓力帶來的痛苦,還會繼續寫下去。

「我覺得很像一直在對抗一些東西,即便沒有了工作壓力、沒有升學壓力但還是有一個命運要對抗 。譬如喜歡某個人,但他不喜歡你那也是種命運的對抗。」這是文學家的感悟也像宿命。

人生永遠有新的難題接踵而至,薛西佛斯只是換了一顆石頭,隨即又必須展開痛苦的長征。對抗無聊、對抗生命的每個環節,人生沒有輕鬆的時刻,終究不簡單。

【 NOWnews 今日新聞 】 提醒您: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透過守門123步驟-1問2應3轉介,你我都可以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 安心專線:0800-788-995(0800-請幫幫-救救我)
※ 張老師專線:1980
※ 生命線專線:1995